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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公者

 
 
 

日志

 
 

张公者对话丛文俊  

2010-07-27 16:00:37|  分类: 艺术对话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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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法史研究的若干讨论

——张公者对话丛文俊

 

时间:2010年5月16日

地点:吉林·长春

 

汉字空间感

张公者: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人类创造出各种文字,只有汉字发展成为艺术(日本假名也可进行“书法艺术”创作,但它亦属于汉字体系)。汉字可以衍变成为一种艺术门类,与其独特的性质有关。汉字的构成是立体的,汉字又具备空间感。因单个字的不同而出现万千结构变化,也就具有了空间构成的丰富性。汉字的空间感落实在书法作品中的最直接体现便是字的间架结构。而于整幅书法作品而言,字与字、行与行、干与湿等等,又形成了全篇的空间感。

 

丛文俊:讲汉字空间感是借助西学的一种审美理论,不完全适用于书法。就视觉所见,字形和作品都处于平面、或称之为二维空间;就书写经验和审美感受而言,还有上下运动的提按,包括视觉所见和作品中没有而可以凭经验复原的部分,如“笔断意连”、“笔方势圆”、“空中盘旋作势、打笔(或筑锋)入纸”之类,于是有了不同于西学的心理空间,一种藏有无穷奥秘和美感的特殊空间。由于书法美是抽象的,心理空间又有无限的可塑性和张力,流贯于作品始终,于是人们试图竭尽智慧和语言去描绘审美感受,又有了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这种特殊的空间增添了朦胧感。在前些年关于书法性质的讨论中出现的种种观点,均由此生出。

我从不使用空间的概念来论说书法,怕引起误会、与西学的空间概念等同起来。古人论书是不讲空间的,但在空间、尤其是心理空间的把握上,创获极富,把它们发挥出来,对建立书法艺术独特的空间理论,十分有益,很值得尝试。

 

张公者:引用西学概念谈书法确实容易产生误解,这一点我很赞同您的观点。用西学的概念来论说书法也往往难以深入说明问题。关于书法的空间感,我自认为还可以借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是与空间有关联的。实际上,书法的空间感就是书法的立体感,书法在平面中体现了层次、远近,视觉上产生了空间感。汉字成为书法艺术除了其所具备的空间感之外,单字的笔画组合同样也是多样性的。古人归纳“永字八法”,八法又衍变成多法,又增加了汉字的丰富性。

 

丛文俊:汉字各种书体都有一套基本的点画形态,变化组合,形成各自独立的美感。在书家选择了个性化的变革之后,于是点画形态具有了个性风格与新的、和而不同的美感。他人再向名家楷模学习,于是化身千万,带来更多的流派和个性风格、美感。所有这一切,大都在心理空间中进行并完成。考察作品,视觉印象中只有平面的点画形态;复原书写,经验感悟中则有了上下左右各个方向的笔法运动和空间感,姜夔《续书谱》中讲:“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的话,就是这个道理。就此而言,书面表达中的所有见解都是在平面和心理空间同时展开的,但古人不善于逻辑分析与表达,今人读古代书论就有了许多障碍,很难借鉴和使用这份宝贵的遗产。

 

张公者:欣赏者书法知识积累的程度往往决定其对被欣赏作品水平高低的评判。“复原书写”是考验欣赏者的水平高低的。有无实践经验、实践水准也都决定了对一件作品的评赏。

汉字空间感是其成为艺术的最为重要的条件。结构、笔画是空间感的构成元素。另外的重要因素还包括书写工具,毛笔、墨、宣纸??毛笔是使汉字能够形成艺术的物质条件,“惟笔软则奇怪生焉”,变化无穷。墨的五色变化,以及中国独特的宣纸,更是起到丰富作用。

 

丛文俊:在书法艺术的工具和材料中,毛笔是根本,是锥形的动物毛束使书法焕发出无穷的光彩。“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的“奇怪”,是指点画形态可以比拟天地万物,是与之有着相同逻辑的生命形式,也就是古人讲的“物象生动”。宣纸出现很晚,和晋唐麻纸不太相同,和早期的竹木简牍、绢帛为书写材料的区别更大。现在讲的宣纸,以宋代宣城产的书写用纸为代表,而今天多见的生宣,明清以后书家才逐渐采用,并且主要用来写大字。墨色的变化与被关注,也是就生宣产生的晕染效果而言,与绘画的墨法有点近似。我近十几年来一直关注古法,主要是晋、唐、宋三代名家笔法,所以小字大都不用生宣,以防止涨墨。如果写甲骨文、金文大篆、战国古文、篆、隶,则视风格需求而定。

 

张公者:对不同字体、书风、大字、小字,所使用的工具应随之变化。常见人用长锋羊毫加生宣与墨汁写王羲之一路的字,在令人“佩服”的同时,也令人担忧。同为毛笔、纸,其变化又是多样的。用最合适的工具才能更好的表现出所要追求的风格、所要达到的效果。我们在研究古人作品的同时,对其使用工具也要考察研究。

 

 

 

字体与书体

 

张公者:书法创作依赖汉字。汉字发展至今形成了篆(甲骨、钟鼎、石鼓文、小篆)、隶(简、牍、汉隶)、楷、行、草五种字体。字体的形成丰富了书法艺术风格的多样,历史上出现了众多的具有独特风貌的书家。而字体与书体存在异同。

 

丛文俊:字体与书体的概念,古人不加分别。近代才有学者说字体指篆隶草行,书体指欧颜柳赵,与古人不同。我认为字都是写出来的,所以只使用书体的概念,书家的个性面目用风格一词以明之。

    关注书体,是学习书法的起点。书体问题主要有四。其一,是从象形字到近体楷草行的自然演进序列,主要是把握书体演进的动因、线索和规律,从而实现纵向贯通,达到苏东坡提倡的“通其意”的目的。其二,了解汉字正体、草体、装饰性书体的不同性质、特点,以及彼此相互的交错作用和变化。今天,人们大都只了解篆隶楷正体和行草体,对历史风行的上百种装饰性书体所知甚少,这是一个缺憾。其三,由于传统文化观念和历代的文字政策,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古今书体并行共荣,诸体兼擅也就成为书家自觉的努力方向和书法批评关注的一个亮点,其影响至今犹存。其四,从古今书体并行到诸体兼善,又派生出各种书体相互取法借鉴的审美旨趣,如《笔阵图》讲楷法要借鉴的六种基本用笔,《书谱》讲楷草的“铸虫篆,陶均草隶”和“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宋以后提倡楷行草的“篆籀气”等等。可以说,不了解书体,学书法就很难有大的成就,研究书法亦然。

 

张公者:“字体”与“书体”容易混淆,用“书体”与“风格”来划分似更妥。您谈到历史上“装饰性体”,这种体在当时如今天的美术字,不把它们划入“书法艺术”范畴内。而实际上这些“装饰性体”是可以借鉴、化之增加创作的广度。

 

 

 

考古与书法创作及书史研究

 

张公者:考古的发掘,“新字体”的出现,扩大了书家创作空间。20世纪简牍的出土,使得隶书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丰富了书法艺术。

 

丛文俊:由出土新的文字遗迹带动书法风气,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例如清人写石鼓文、金文,近代写甲骨文等。20世纪简牍的大量问世,极大地推动了书法的发展,例如汉简、帛书和隶书,楚简帛书和古文,至今仍有大批的作者在学习与创作,可谓长盛不衰。其他如敦煌写经、楼兰残纸等,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20世纪的中国书法,是各种书体全面学习借鉴出土文字遗迹的黄金时代,其次是传世墨迹,而传世刻帖的学习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了。所以,考察近百年书法,关注出土文字遗迹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考古与书史研究

 

张公者:传世刻帖在印刷术不发达的时期,对书法的复制传播使用学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以来,人类在印刷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印刷术在今天,可以做到乱真的程度。这真是当代学习书画者的幸福之事。

    对于书法的临摹学习,最好还是以古人墨迹为范本,刻帖经过多道工序早已走样。墨迹又可见笔路锋芒,可以直接古人、古意、古法。

新资料的出现,对于书法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同时也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新资料是实物性的,对其研究前不见古人。

 

丛文俊:新资料的不断涌现,对丰富、提升书法史研究大有助益,但前人没见过或没有评价过这些出土文字遗迹,今人也无从借鉴。所以,如何正确解释新资料,是当代书法研究者面临的一大难题。例如著名而持久的“兰亭论辩”,讨论的基础是建立在对新出土魏晋南北朝文字遗迹的错误解读上的,可谓教训深刻,对此我已有专题文章发表,可以参看。再如我负责撰写的七卷本《中国书法史》中《先秦·秦代卷》,可以参考的东西十分稀少,又多已过时,三十多万字的内容全是靠自己一人之力构筑起来的。我所借助的诸多学科知识有:考古学、古文字学、简牍学、先秦两汉文献、上古史、原始文化、艺术起源、宗教学、艺术理论、美学、思想史等等。搭起框架之后,还要一一落实各种书法现象和作品,还要加以理论概括,确实称得上是一项前不见古人的艰巨工作。其他如研究写经书法,得先研究佣书人和写经市场,才能弄懂写经为什么会简化笔法、写别字俗字,为什么会使其书法自备一格,而与名家写经迥然有别。研究楼兰残纸中的文书,必须得搞清楚当时官文书起草和誊写制度,确定哪些是誊写的正本,哪些是草稿,之后论说书法才会有所依据。研究简牍书法,先要弄懂汉代的简策制度,了解简、札、策(册)、牍、觚、方板等名物异同,分辨书籍、遣册、文书、籍簿、签牌、巡哨日记等种种不同形式和功用,理清哪些是上级官署下达的文书,哪些是烽隧上报的文书,哪些出自佐吏之笔,哪些出自士卒之手,等等。有人对汉简情况不甚了了,统称为“民间书法”,进而发挥议论“民间书法”与名家书法的关系,都是无的放矢。其他如大量的砖文、瓦当文等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

 

张公者:“民间书法”的提法缺少学术性,在与白谦慎先生的对话中我曾毫不掩饰地批评过这种提法。当代一些书法作者借鉴这些所谓“民间书法”进行创作而不加考证,直接拿来使用,结果会出现错误。尤其在文字的写法上,古人已经错了,我们再拿来用,以讹传讹。文字虽有约定俗成的成分,但有些字无论如何都不能借用的。

    考古与书法史研究存在怎样的关系?

 

丛文俊:说到考古与书法史研究的关系,远不像出土文字遗迹与如何利用新资料以说明书法问题那么简单。考古学包含很广,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研究书法史课题越早,借鉴意义越大。例如考古讲文化谱系,其先夏、先商、先周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与夏商周三代文化研究的成果,有助于探索文字起源、原始书法的状态与性质、书法与文化的象征关系及商周书法异同的合理解释、楚文化传播与楚系书法、周秦书法的一脉传承与礼乐文化的秩序精神等等,不烦称举。考古讲分期断代,早期的甲骨分期与近年的甲骨分组研究、商周青铜器断代,都可以直接为书法史研究提供参照。考古讲不同种族、地域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其思想方法对我们在大的空间范围把握文化中心区与边远地区、周天子王室作器与各诸侯国作器、六朝与十六国北朝书法,也有很大的启示。至于遗址、墓葬、都邑聚落等各种考古学研究成果,如果善加利用,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就我现有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研究成果而言,借鉴考古学的地方正多,可谓受益匪浅。

 

 

 

甲骨文之前的文字

 

张公者: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可称为书法作品的,最早的实物是甲骨文,而甲骨文之前的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都很难与甲骨文“衔接”上,甲骨文不能突然蹦出来。

 

丛文俊: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最早的作品可以追溯到商王武丁初年,与同时的金文字形相近,仅风格略异。往前追溯,商代早期金文只有个别的类于文字的符号,而陶文中能够比类甲骨文的符号也寥寥无几。再上溯至夏代,几百年间的考古文化中没发现一种可以和甲骨文对应衔接的符号。至于更早的新石器时期的陶器、甲骨刻划符号,目前都不能确认它们是文字,并且与现存汉字属于同一符号系统。

 

张公者:能否做出一个推测:甲骨文的“母字”会是什么样子?想象中的与甲骨文有“血脉”关系的文字会是什么样子?

 

丛文俊:甲骨文以前的文字是什么样子,目前还无法想象,有待于地下的发现。如果据理做一个大胆的推测,我认为仍然是一象形符号系统,只是更为原始一些。有学者把文字起源与阶级社会产生相联系,推测夏王朝时应该有文字产生,我则认为文字的产生与原始宗教的发展有关,是人们想和鬼神进行沟通的欲望催生出文字,而只要是记录语言,一开始就不可能只有少数的单字,这可以从甲骨文研究中得到支持。

 

 

 

当代书法史研究现状

 

张公者:古人对书法史的研究远不如当代人的研究“科学”,也不系统。但古人的书史研究文字为我们今天的书法史研究提供了资料。

 

丛文俊:说到书法史研究方法,清以前的书法史大都是小传加评论,唐代张怀《书断》对书体略加考述。宋代在崇尚学术的风气影响下,对碑帖作品的考辨较多,著述仍是沿袭前人。清代考据学、金石学的兴盛,也像宋人一样,局限于碑拓。真正有理论、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是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也就是碑学,但问题也不少。真正成体系的书法史著述,应该是李瑞清、胡小石一脉相承的前期书法史研究,从此开始了书法史研究著述的新风气。

    如果讲学术思想、方法和成果,还是近30年的工作比较显著,其领域之宽广,发掘之深入,论说之精审,方法之科学,都已超过前人。而要讲到创意出新,值得肯定的还不够多。换言之,可以代表当代学术水平的书法史研究理论、方法还没有成熟,研究者的素质提升和经验积累,尚须假以时日。

 

张公者:请您谈谈当代书法史研究现状。

 

丛文俊:如果谈当代书法史研究现状,我想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研究书法史的人很多,却有一半以上集中在明清,其次是宋元,再其次是隋唐,递减到两汉,已经所剩无几,先秦基本没人做。这种力量分配的不均衡与资料的多寡和学术难度有关。苏东坡讲,“分科而医,医之衰也”,从长远的观点审视当代的书法史研究,我也有这种担忧。如果谁想寻找几个能贯通三千年书法史的学者,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古代书家的知识结构、生活情趣、文学能力等方面都很突出,影响其审美的因素也很多,而今天书家研究不外乎简历、作品、评论三项,有明显的简单化、程式化倾向。如果去掉姓名,都差不多了,就算不上好的研究。第三,是因循。明清人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在当时固属真知,但今天要按这个框架去研究,就没有灼见了。例如讲宋代的尚意书风,都是苏黄米,那么其前的近百年尚什么?尚意书风怎么形成的?有什么明确异于前人的考察标准?(为之定义)尚意是后人认定的,还是宋人自己提倡论说的?在宋人书论中,“意”的义项非一,使用的频率也不比“韵”或其他词语高,那么何来之“尚”呢?第四,缺乏新意。研究一个历史名城或地区的断代书法,不能只有书家群体,以及政治、思想、文化、典章制度、大事记的简单罗列。要想以一个具体的城市地区的断代书法史为研究对象,首先要明确其选题的性质和学术意义,从其特殊的地方来着眼,切忌浮泛。例如研究某一历史时段的都城书法,得首先明确张怀《评书药石论》讲的“京师翼翼,四方取则”的意义,以突出其楷式天下的导向地位。要研究明代中晚期的吴门书法或清代的扬州八怪,首先要了解历史文化名城是怎样增加新的名称—新兴经济中心城市的。发达的经济活动会给古城带来哪些变化?变化中的古城如何影响着市民,包括士大夫、文人、商人以及全体艺术文化受众的?他们的需求如何影响到书家?书家的努力又如何反作用于受众?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只有一般的书法史研究能力就不够用了。要拓展学术视野,提升我们的研究能力和水平,虽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开始尝试,有创意才能进步。第五,在当代的书法史研究中,使用古代书论大都是为了评说书家和作品,很少能广泛资取,充分利用其证史的学术价值。或者说,古代书论的营养还远没有被完全吸收和利用。同时,古代书论的写作背景相当复杂,应该学会在可以复原的话语情景中去解读和使用,以避免屈说误会,有时也会有新的发现。 

 

 

 

 

 

丛文俊艺术简历

    丛文俊,祖籍山东文登,1949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8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文字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9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考古学专业(古文字学研究方向),获博士学位。1997年被评为首届“中国文联各文艺家协会中青年德艺双馨优秀会员”称号,2000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文代会代表,2002年获中国书法首届“兰亭奖”理论奖。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篆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西泠印社社员,吉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发表书法研究文章一百五十余篇,出版有《中国书法全集·商周金文卷》、《中国书法全集·春秋战国金文卷》、《碑帖导临·散氏盘》、《丛文俊书法研究文集》、《中国书法简史》(光盘版)、《揭示古典的真实——丛文俊书学学术研究论集》、《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书法史鉴》、《篆隶书基础教程》等。

 

 

张公者艺术简历

张公者,曾署弓者,号容堂,1967年生于辽宁兴城。现为《中国书画》杂志副主编、中国国家画院张公者工作室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传媒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曾在“第四届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中获“优秀作品奖”,在“第五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中获“全国奖”。多次策划主持学术论坛、书画活动与展览评选,主编艺术类图书。曾发表数十万字的学术论文及创作随笔。著有《艺林人物》(商务印书馆)、《面对中国画》(上海书画出版社)、《一印一世界》(中华书局)、《坐而论艺》(文汇出版社)、《容堂艺语》、《张弓者篆刻选》(荣宝斋出版社)、《张公者书法篆刻作品精选》(荣宝斋出版社)、《张公者画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生作品精选——张公者》(荣宝斋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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